编者按：人人都应当阅读经典。但是在不同的年龄段，经典的含义肯定不一样。秦春华老师从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视角出发，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公认四大名著是经典，但是这个经典真的就适合孩子吗？

　　您认为四大名著适合孩子阅读吗？如果不适合，您认为是否可以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去改编四大名著？您认为适合孩子阅读的经典是什么？

　　暑假带女儿去旅行。一路上，女儿缠着我不停地讲故事。肚子里的存货早就被她掏空了，不得已开始讲三国。翻来拣去，竟然发现三国里能够适合小姑娘听的故事实在不多。绞尽脑汁勉强搜刮了一个“蒋干中计”，女儿倒是听得津津有味。等她睡着之后，妻子很认真地对我说：“以后你别再给孩子讲蒋干中计这类故事了。一来情节太复杂；再说这种骗来骗去的故事孩子听多了不好。”一语惊醒梦中人。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计谋计谋，说白了不就是骗人吗？对于6岁的孩子来说，是不应该过早接触这些内容。

　　妻子说完就完，我的职业病却发作了。自从痴迷于教育以来，任何事情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教育问题。倘若“蒋干中计”不适合孩子听，那么三国里的其他故事呢？再往深里想，书店里形形色色各种版本的“四大名著”琳琅满目，家长一摞一摞搬回家让孩子读，以为这样就可以让孩子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可是，“四大名著”真的适合孩子阅读吗？

　　四大名著或并不适合孩子阅读

　　先来看《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书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尤其是《三国演义》，连不识字的老太太都知道“桃园结义”“三顾茅庐”等几个故事。小时候，每天中午忙不迭地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然而，“少不看水浒，老不读三国”，这句老话早就在民间流传。水浒里满是打家劫舍，落草为寇，占山为王。少年人血气方刚，心性未定，难免不会猴儿学样；三国中充斥了阴谋诡计，权术心机，尔虞我诈。“老读三国是为贼”，深谙世故的老年人读了之后愈加老谋深算，老奸巨猾。这样的价值观和精神内涵，对于成年人来说尚且要加以提防，更何况是不能明辨是非，易受影响的孩子！

　　按理说，《西游记》应该最适合孩子阅读。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以及各类神仙妖魔形象栩栩如生，情节曲折动人，最容易勾起孩子阅读的兴趣。然而，这部书从根本上讲述的是佛法和人生，其隐含意义极为深远宏阔，远非孩子所能理解。书中随处可见“修持”“菩提”“元神”“禅心”等字样，蕴涵着浓重的佛教色彩，反而最不适合孩子阅读。

　　最后来看《红楼梦》。这部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享有极高的地位。其思想之深刻，文字之精美，艺术价值之高，几乎无出其右者。上至王侯将相、学者大师，下至贩夫走卒、野夫村妇，无不为之痴迷。然而，从教育的角度看，这部书也不一定适合孩子阅读，尤其是正值青春期的少年。

　　首先，尽管一千个人对《红楼梦》有一千种解读，但“色”“空”“幻”“灭”的主题世所公认。对于孩子来说，这些观念要么不理解，要么理解了就会影响他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教育应该点燃孩子心中的希望，鼓励他们追求未来更加美好的人生，而不是提醒他们现实有多么残酷。其次，按照曹雪芹的原意，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和家族一步步从繁华走向崩溃，最终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如此悲情，悲到了极致，冷到了骨髓，固然深刻揭示了世情人生，却不一定有利于培养孩子乐观向上的人生观；最后，书中关于性描写的段落也不宜让孩子过早接触。我当然不是迂腐的卫道士，生理卫生课也早已在学校里开设。然而，科学地了解人体构造及性并无不妥，但恰恰是文学读物中那些欲说还休、似实又虚的性描写最易对少年男女产生诱惑，“淫书黄书”之所以害人不浅的关键就在于这一点。实际上，脱胎于《金瓶梅》的《石头记》在最初传抄之际的确是被列为“淫书”而遭禁的，而孔子早就因为“少之时，血气未定”而将“色”列为君子三戒之首。在孩子的性教育上，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开明不等于放任，引导更要注意方法和途径。今天，青少年对性的无知、不负责任以及与之伴生的校园强奸案泛滥，是世界性的重大难题，包括哈佛、斯坦福等在内的世界顶尖大学都对此十分头疼。虽然社会各界和众多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和探讨，却至今缺乏有效的应对之策。

　　上面分析的是内容，单就文字而言，我认为也不一定适合孩子——特别是小孩子——阅读。四大名著半文半白，《三国演义》更近乎是完全的文言文，和现在的白话文其实还有相当的距离，小孩子读起来困难很大。即使勉强读下来也是囫囵吞枣，生吞活剥地看完故事了事。至于小说结构布局之宏大精巧，人物性格之生动鲜明，语言运用之神妙隽永，这些美学上的价值更非低龄儿童所能理解和领悟。

　　适合孩子阅读的文学经典也很有限

　　实际上，所谓“四大名著”的说法流传时间并不长。《水浒传》和《红楼梦》之所以影响巨大，一方面和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有着直接关系。胡适等新文化巨擘推崇这两部书，固然基于其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官逼民反”和对封建大家族的批判主题客观上契合了当时革命和反封建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虽然胡适等人扛起“文学革命”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然而，除了《水浒传》和《红楼梦》等少数精品，几乎找不出其他堪称经典的白话文作品。因此，至少在1949年以前，并没有所谓“四大名著”之说。明清之际的“四大奇书”“四大才子书”和后来的“四大名著”并不完全吻合。这一说法的大规模流行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业大繁荣之后才出现的文化现象。当然，名著自有其思想、文学和艺术上的价值与地位，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局限，以及作家个人命运的际遇，即便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代表，也不可避免地杂糅了不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糟粕，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苛求作家在写作时会顾及到孩子的阅读和教育。他们并没有这个义务。但是，作为教育者和家长，在指导学生阅读时，却不能不考虑孩子的年龄和生理心理特征，以及价值观的引导，批判性地帮助孩子选择适合他们阅读的作品，无论这些作品是经典还是非经典。我们有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