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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农业经济学界，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罗必良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学者。他的学问之道是怎样形成的？他对中国农业经济又有着怎样的理解？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采访了罗必良教授。

　　新制度经济学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农业经济领域有近30年的研究经历，当初您是如何走进这一研究领域的？

　　罗必良：我出生于江汉平原的一个农村家庭，这对我从事农业经济研究产生极大影响。1980年，我考入华中农学院（现为华中农业大学）学习农业经济管理，目标就是改善更多农民的生活。1984年，我进入西南农业大学（现为西南大学）攻读农业生态经济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师从叶谦吉教授。但在学习与初期的研究中我发现，对外生性条件与要素的研究，并不能保证对农村发展中各种问题的深刻理解。加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制度经济学逐渐为学界所了解，我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到产权及其制度安排。从1990年以来，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我关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大体遵循着“产权结构—行为特征—经济绩效”的逻辑线索。我试图从制度经济学那里，找到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农村改革有用的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如何在中国情境下理解“产权”？

　　罗必良：农民对制度安排有着充分的理性反应，这里面涉及的是产权概念。研究中国的农地制度，应该将产权与合约紧密结合起来。

　　产权调整改善农业效率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从操作层面来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应向何处去？

　　罗必良：农民把土地称为“命根子”，对于农户来说，农户持有的宅基地、承包地是凭借其农村集体成员权而被赋予的，具有强烈的身份性特征，表现为典型的人格化财产。正因为如此，家庭承包赋权和农地确权在强化农户产权强度（强化农户的产权主体地位和强化赋权的稳定性）的同时，也提高了农民对土地的禀赋效应，而禀赋效应的提升会抑制农地流转。这就是目前农业劳动力大批转移，而农地流转的发生率滞后的原因。可见，农地流转市场不是单纯的要素流动市场，而是一个具有身份特征的情感市场。

　　因此，农地流转有着特殊的市场逻辑。有必要寻找人格化财产的产权交易路径。农地确权意味着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固化与不可调整。所以我们可以由此修正科斯定理——当存在交易成本时，如果不能通过产权调整来改善效率，那么选择恰当的产权交易进行匹配或许是恰当的。

　　产权细分和交易空间的扩展是保障交易装置匹配的两个重要方面。前者是指经营权从承包权中分离出来以后，还可以在主体选择、权利范围以及享益权分配等方面进一步细分，这样有利于形成多样化的委托代理市场，农事活动的分工有利于发育服务外包市场，进而扩展产权交易装置的选择空间。后者是指交易效率与分工格局密切相关，分工通过土地市场在农场内发展，会提升农场内的专业化水平，推动土地规模经营；农场越来越专业化，农场外提供的专业化服务增加，即使农场土地规模不变，生产经营的效率也会随着经营内容的减少而提高。简单地说，就是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这其中所有权是不能动的，承包权需要稳定，搞活经营权。

　　《中国社会科学报》：按照您的提法，农业分工似乎是中国农业发展的趋势，那么对于其他制度要素，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

　　罗必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世界所有国家的发展不是由规模决定的，而是分工，比如美国、日本的农业，出现大量的社会化分工现象，极大地提升了农业效率。

　　我注意到近期在江西、安徽有规模经营农业负债破产的现象，这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

　　盘活经营权不仅仅是一个流转的概念，关键是经营权的产权细分并诱导农业的纵向分工。在我所调研的东北国营农场内部，已经出现这种分工现象。在四川农村已经有部分地方形成了农业职业经理人的代营与生产性服务组织的代耕；在山东出现了农户土地的托管与外包服务。当然，从生产的角度来说，分工与专业化有利于效率得到提高，但从交易的角度来说，分工则意味着风险与交易成本的增加，所以需要有更好的合同规范，同时也要求有更好的竞争机制与保险政策匹配。

　　要特别强调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现在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劳动力和土地将成为农业主要成本，所以我们要加强社会化的服务，改善农业效率，用效率化解成本上升。

　　在尊重基础上深化农经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注意到案例分析是重要的研究方法。

　　罗必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轻一代学者，都比较熟练地掌握了计量分析的工具和方法。我并不排斥计量的研究方法，好的计量方法可以增强理论解释力，但差的计量方法则可以掩盖理论的苍白。现在很多文章变成了工具方法的练习，没有提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中国故事，更没有一般化的理论假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现在，我每年都投入不少课题经费去搜集数据，当然这并不仅仅是我的需要，更多的是我的研究团队的需要。尽管如此，我对自己的学生还是要求他们要独立地提出问题，既要写有计量方法的文章，也要写案例分析与逻辑推理的文章。

　　在这里我顺便提及农业经济研究的两点不足，一方面是对主流经济学思想关注不够，农经领域只和农经领域开会交流，另一方面则是理论原创性不足，本来农经很容易作出理论贡献，因为它的优势是在复杂的农业形态中观察不同因素，恰好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研究做得不够。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有志于从事农业经济研究的青年学人来说，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建议？

　　罗必良：做农业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农民的经济理性，理解农民的行为选择，在此前提下分析所面临问题的性质及其生成机理，由此寻求可能的解决办法，这是我研究“三农”问题的一以贯之的分析范式。

　　对于青年学人来讲，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基础训练，熟练掌握已有文献和前人研究，要有发现问题的眼光，要有恒心与毅力，并不断拓展和深化自己的研究领域。关键是要有稳定而持续的研究方向，通过长期的积累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对我而言，研究农业经济问题是我的重点，但我的研究视角是产权与制度。从宏观层面来说，我倾向于从制度目标、政治结构、政府行为的维度来理解产权问题；在微观方面，我则倾向于从环境特性、资源特性、交易特性来理解产权的生成机理。

　　我相信，中国改革的实践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命题。直面中国国情与农情，读懂中国特别是乡土中国故事，博采众长，求真求实，持之以恒，就有希望做出有中国风格的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