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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近期强行关停20余所打工子弟学校，引发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在最初这些被关闭的学校赢得了几乎最广泛的同情之后，最新一期《南方周末》披露：多数打工子弟学校不仅办学条件达不到起码的标准，而且涉嫌利用公众的同情心敛财，在盈利冲动驱使下，很多时候社会的慈善救助被学校截留，学生无法真正获益。

　　因为有了这篇深入的报道，原本单一的打工子弟学校印象变得丰满而生动。是的，对打工子弟来说，有书可读肯定不是最差的选项，但在投资者眼里，这些孩子们乃至学校本身都只是盈利的工具。受教育者被物化的结果就是恶性循环：越是办学条件恶劣，越是能博得同情，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捐助，于是越不想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当公众把打工子弟及其投资人想象成弱势群体和被打压者的时候，殊不知其中已诞生了创富的奇迹，比如一位办学者讲述办学的辛酸可以催人泪下，而事实是他回老家办贵族幼儿园，一次性投资就超过了3000万元。

　　一边是依赖道义资源寻求支持，另一边是问题缠身，北京关闭打工子弟学校的行动在这里找到了一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不论是什么学校，教育都不能交给如报道中所指“完全不把教育当回事的人”去办。在办学者与政府部门的舆论战中，尽管因为政府过于强势的地位及其使用的霹雳手段，公众选择站在前者一边并非没有道理，但经过媒体报道的全方位呈现，我们当能发现，在政府政策、投资办学者、教师和学生这三个群体的博弈中，教师和学生才是真正需要得到权利救济的弱势群体。

　　也许在此之后，打工子弟学校的投资人习惯挥舞的悲情牌不会那么好使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追问：如此不尽如人意的打工子弟学校，它们为何能够获得这样一种近乎畸形的发展空间？

　　这应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当政府部门不再对那些打工子弟履行教育产品提供者职责的时候，打工子弟学校就应运而生了，其发展空间实为政府所让渡。而这种让渡于政府部门而言无疑是一种职能缺位。尤有进者，政府部门把教育部分打工子弟的职责交付到民间办学投资人手上，却又不按照教育的规律和要求进行监管，从而导致投资人逐利冲动完全不受遏制，这岂不是意味着双重的职责缺位吗？

　　打工子弟学校乱象丛生，治理之道无非两个，要么在做好学生安置工作的前提下进行关闭，要么引入竞争，使具备条件者都可以来投资办学。由于不肯放弃严控办学许可证的既定政策，那么只有前面一种选择了。然而，从媒体的报道看，北京市教委在作出这一选择的时候并未打好前提，因为其“不让任何一名随迁子女因学校拆迁而失学”的承诺没有严格得到兑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仅仅指责暴露了众多弊病的打工子弟学校，显然无法让得不到权利救济的学生获得足够安慰。

　　鉴于北京市教委的直线型风格，学者们都喜欢提及打工子弟学校问题上的“上海模式”。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海已经100%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教师工资也基本都由市教委统一制定标准和发放。其通过政府补贴和监管，使原先的民营打工子弟学校转变为非营利性学校，没有强行取缔过一所学校，经过三年时间至今已实现平稳过渡。

　　可惜上海模式虽好，恐怕非北京所能接受，因为北京市教委主任早就表示，无度接收打工子弟会形成“洼地”效应，教育办得越好，越是免费，来的人员就越多。其言外之意是，一个城市可以把教育办得很好和免费，但是否能够享受这样的教育却有着先天的资格门槛。如果隐藏着借助关闭打工子弟学校，使打工子弟无书可读，从而达到限制城市人口的深层动机，在这个时候，人们却去与其大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100%实现免费义务教育的“上海模式”，岂非缘木求鱼？

　　城市的容载量当然是有限的，但真要让每一个城市和其中的所有居民达成和谐，首先应该使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均衡化，舍此而利用行政力量限制人口甚至变相采取驱离手段终究会滋生更多的负面效应。这一点不能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