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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方认为：“尊老爱幼是传统美德，现在出现一些老人的讹诈，本质上是挑战传统美德。老人本来是社会敬仰的群体，大多数老人是好的，但类似彭宇案的案件示范效果太差，大家都不敢去搀扶老人了，最终伤害到了老人这个群体本身。搀扶老人并不是见义勇为，而是举手之劳，但帮助者目前却面临很大的风险，我们需要去帮助化解这种风险。”

　　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谈方为“搀扶老人风险基金”设计了这样的操作办法：“不管是谁，见到有老人摔倒你就大胆去扶，如果由此惹来官司，我们的志愿者律师会免费给你打官司。你如果败诉了，我们给你赔——不管多少，不设上限。”

　　“搀扶老人风险基金”成立半年以来，募集到了约14万元捐款，60多位志愿者律师参与其中。

　　在基金成立之初，志愿者律师并没有这么多，一场电视节目改变了这一困境。一次，谈方在南方电视台做节目时与广州大同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永平邂逅，在听了谈方的想法后，朱永平当即表示：“从今天起，我们律师事务所40多位律师决定全体成为基金的志愿者律师，免费替受助对象打官司。”

　　基金困境：

　　受困者不愿再提伤心事

　　尽管“搀扶老人风险基金”已经有了明确的“纲领”，但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基金成立半年来应者寥寥，仅有4人愿意接受基金的帮助，另有两人因故中途退出。

　　“这4个人里包括这几天才跟我们取得联系的许云鹤。我们跟受助者取得联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受助者主动找我们，另一种是我们在媒体上看到他们的事迹后主动跟他们联系。目前退出的两个人，都是当初主动跟我们联系的。”谈方说。

　　为何主动要求帮助，最后却又主动放弃呢？谈方认为，最大的原因是求助者不愿再揭“伤疤”。

　　“通过媒体联系的受助者，经媒体采访后心理承受能力相对比较强。但主动向我们求助的对象却不一样，我们帮他们请律师，询问案情，前往现场寻找证据，等于重提他们的伤心事。主动来求助的人中有一位是广州的大学教授，读书人最重颜面，这样的事情他实在不愿再追下去，所以最后放弃了。说到底，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冤。”

　　尽管如此，谈方仍坚定地要把“搀扶老人风险基金”运作下去。“我们的方案虽然是物质上的，但只有继续做下去，才能改良已经滑坡的传统道德。人们最终会接受这样的模式，我相信基金会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谈方：

　　做慈善不要问目的

　　也许谈方自己也没料到，在接受央视的采访之后，“搀扶老人风险基金”的模式会受到他人的效仿。9月8日，去年因学历造假风波而形象受损的“打工皇帝”唐骏宣布将成立百万元的“助人基金”。

　　9月8日上午，唐骏在新浪微博上表示：“现在成立百万元‘助人基金’，全面帮助那些因为助人而受到索赔的人。（我们）需要一个正气的社会。我们大家都来维护社会道德和正气！用我们的爱心来关爱社会！”

　　谈到成立“助人基金”的原因，唐骏说是因为他“在早上上班路上听新闻报道因搀扶老人引发的纠纷”。

　　针对唐骏的做法，谈方说：“不管是谁，做慈善是最不需要问目的的，但要考虑受助者的感受，让他们真正得到帮助。另外，基金一定要规范、透明，要经得起审计，我们的‘好人基金’年底前准备请会计事务所进行规范，保证账务公开。”

　　记者观察：

　　“道德基金”能否学社保模式？

　　无论是谈方的好人基金还是唐骏的助人基金，这些基金在融资时都遇到或大或小的问题。

　　谈方告诉记者，在募集资金时，他必须“身先士卒”，每项基金都捐2万元，然后，一些经济较宽裕的朋友或志愿者才开始对这笔基金进行捐助。

　　“搀扶老人风险基金”在央视报道之后多获得了10万元的捐款，在此之前，基金账下只有可怜的4万余元，其中还包括谈方自己的2万元，融资困难可见一斑。

　　唐骏作为一名成功的经理人，解囊百万元成立基金并非难事，但和谈方的基金一样，群众参与度都比较低。

　　与此同时，在“郭美美”事件之后，公众对各慈善类基金敬而远之，公共慈善事业的信任度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尽管谈方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表达了“国家应该放开民间基金”的观点，但民间慈善基金即使放开，监管、融资、运营的种种问题也不会自动地迎刃而解。

　　记者认为，这类“道德基金”不应仅限于学习商业保险的模式，而应更进一步，学习社保的操作办法，让全国大多数人民都参与进来——哪怕每人每年只捐1分钱“保费”。

　　归根结底，要保道德之险，需要社会大多数公民的信任与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