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在线

　　不后悔选择做出版
　　中国教育在线：相对于一般的大学教师，您有着丰富的专业从事经验，在编辑出版这一行业已打滚了14多年，当初是怎么选择这一领域的？
　　赵泓：我是1991年从贵州师大历史所硕士研究生毕业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最开始是分配到省人大。我们所里有个教授，曾经给省里领导当秘书，写材料差点把眼睛写瞎了，后来调到学校。他跟我讲给领导当秘书太辛苦，劝我别去了。我本来就犹豫不决，一听更不想去了。也没考虑留校或去科研机构。想来想去只有干媒体了，而图书出版离本专业更近一点，当时的效益也比报社要好，于是找导师推荐。导师吴雁南先生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当过贵州师大校长，在贵州乃至全国都很有名望。他就带着我一一拜访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几位领导。当时文史编辑室正在出“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我是学近代史的，他们觉得专业不太对口。但社里正筹备搞一套“长征文库”，我这才得以分配进去。后来因为档案不能解密，这套文库没有上马，于是又回去参加编辑那套全译丛书。那时候出版社挺牛的。
　　中国教育在线：您导师挺支持您的啊。
　　赵泓：其实他并不希望我去的，但没流露出来。我跟他关系近，上班之后也经常去他家聊天的。可能是他看我那么执拗地想去才帮我联系的吧。过了好几年，他才跟我说：“你去出版社干嘛，我都是从那儿出来的，哪有在大学自己做点学问自在啊。”我听了很惭愧，感觉让他老人家失望了。他一直希望我做学问的。
　　中国教育在线：您后不后悔选择做出版这条路？
　　赵泓：不后悔。读书跟做学问是两码事。我喜欢读书，但对做学问始终没有多大信心，只是有兴趣时做一点罢了。做学问要有天赋，要勤奋，要有师承渊源，还要有机遇。我的天赋和勤奋都不够。学问不是那么好做的。你看那些口口声声做学问的，有几个做出来了？很多是吓唬人，或者自欺欺人的。比较而言，编辑能接触到社会更多的层面，要求的知识面更宽，而我的兴趣比较广泛，做编辑更适合我。遗憾的是自己主要局限在书业，应该在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全都干过一遍，然后再去高校教书。这才是最佳选择。但本人能力和机遇都有限，只好这样了。
　　中国教育在线：历史专业出身从事出版媒体的还真不少，这其中会有一个共性？
　　赵泓：首先是由于专业的限制。在一般人眼里，历史专业就业面比较窄，除了去机关、学校，就是去媒体，尤其是去出版社。另一方面出版社对编辑的文化底蕴、文字功夫要求比较高，所以学中文、历史的比较多。文史哲历来不分家，而史学尤其重要，因为它是治学的基础，每一门学科要登堂入室，得首先了解其历史文化背景，搞清楚该学科的来龙去脉。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都是通过史学入门的。功底最深的往往的搞史学出身的。我进贵州人民出版社时，文史编辑室8位编辑，有3位中文和3位历史硕士。那不得了了，那时候的硕士比现有的博士数量少得多，也强得多。
　　历史专业就业不宽，跟社会对这个专业的偏见有关。据中大近年来的毕业生就业统计，就业率最高的是历史专业，一是因为它没有扩招，人数很少，二是因为这个专业的毕业生素质普遍高。学历史的进了报社、电视台，通常只会比学新闻的干得好，不信你可以去媒体做个调研。我历来主张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要多学些历史，这样思想才有厚度，文化才有底蕴。如果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头两年学历史跟其他的人文课程，后两年学专业，肯定比现在要强。这个不容置疑。
　　中国教育在线：您还记得自己编辑出版的第一本书么？
　　赵泓：当然记得。那是《屈赋注解》，研究屈赋的一部专著，93年出版的。参加工作头一年，我在新华印刷厂的铅印车间和装订车间干了半年，然后又在科技书店站了半年柜台——应届毕业生都要到基层锻炼一年。那时候已经有激光照排了，但铅印车间还保留着，我的工作是捡字。捡字要很熟练才行，我们新手半天找不到一颗字钉，效率非常低。接手第一本书稿实际到了第二年年底，先前还干了一阵子校对。出版社要求很严，刚进的新手不能单独担任责编，是由一位叫叶光大的老编辑带我，一审主要由我负责。作者是贵州教育学院副院长蒋南华，后来担任贵州社科院院长，国内有名的楚辞专家。当时他还是副教授，急着等这本书出来评教授。但这本书下厂排版出了问题，出版部把它安排到了六盘水印刷厂。结果惹大麻烦了，因为这部书上有很多偏避字，需要造字——那时候大多数书还是铅排。最后六盘水印刷厂觉得吃不下来，又改到贵阳的新华印刷厂排。这样就把时间给耽搁了。蒋南华急得不得了，一趟一趟地催，还是出不来，最后是拿着校样去评的职称。幸好评委认了。这件事弄得他很生气。做第一本书还是欠缺经验。
　　中国教育在线：可以谈谈您参加编辑“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的情况吗？
　　赵泓：我进文史室时，这套书就已经出了几种。开始编辑室没想做这么大规模，因为《诗经全译》、《楚辞全译》、《易经全译》、《老子全译》等几个全译本出来后，反响很好，所以就决定做一套50个品种的丛书，请了程千帆、罗尔纲、缪钺、余冠英、王运熙等国内文史大家当编委。92年秋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办过一次丛书发布会，请了原副委员长雷洁琼、贵州省省长王朝文等领导出席。新闻居然上了当晚的新闻联播。虽然只有短短的20来秒钟，但我们在内务街一家小宾馆收看到新闻时都兴奋得不得了。当时已出了8种，销量最大的是《唐诗三百首全译》。1994年这套书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我编辑了里面的《吴越春秋全译》、《吕氏春秋全译》、《文史通义全译》，合作编辑了大部头的《文选全译》、《资治通鉴全译》等。后来又推出第二批50种。除了编书，我的许多精力放在这套书的校对上，大部分我都校对过。最大的好处是逼着自己把这些名著认真读过一遍。编校这些书很花精力，平均一本书要花大半年的时间。第二批丛书开始推出是在96年。但这时古籍今译的热潮已经降温，加之第二批丛书名头没有第一批大，销量锐减。第一批刚出来时很火，几乎每本起印3万册。发行量最大的达到了20多万册。当初火起来的原因，一是在此之前，古代名著的选注选译本比较多，很少有全译本，读者想通过全译本一窥全貌；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热开始兴起，读者对古代名著有了兴趣，全译本适合阅读和收藏。另外，读书喜欢跟风，读书热都是一阵一阵的。像《今古文尚书全译》发行了好几万套，其实真正读得懂的又有多少呢。
　　中国教育在线：您后来为何离开贵州人民出版社？
　　赵泓：其实也是很简单的想法，就是换个地方。包括求学在内，在贵阳呆了11年，对这座城市始终没有认同感。早几年就有人劝我走，一时下不了决心，已经成了家，日子过得也很安逸嘛——贵阳这座城市过日子还是蛮好的。后来觉得再不走有可能一辈子留在那儿了，才横下一条心。从贵州人民出版社来到广州的老同事有七八位，基本上是外地人，贵州本地人很少有愿意走的。你只有认同了这座城市，喜欢上自己的工作岗位，才会愿意在这个地方呆一辈子。出来闯也要看机会。98年底至99年初，我在珠海漂过一阵，在中国旅游报珠海记者站做过两个月记者，在新华保险网做过一个月编辑。但都不稳定，那个记者站后来撤了，网站也始终没有起色。珠海这座城市风光迷人，但要找到合适的工作很难。于是又回到贵州。大概5月间，有位朋友介绍我到深圳一家著名国企，待遇不错，但我不大愿意去企业。正犹豫不决，见到《南方周末》上刊登的一则新成立的南方日报出版社的招聘启事，觉得机会来了，就赶紧投了应聘材料。通知我面试的时候，我正在都匀街头跟同事一起义务卖书，是广州这边通过BP机传呼到我的。7月4号来到广州报到。
　　中国教育在线：有没有待遇方面的原因？
　　赵泓：没考虑过待遇，就是单纯想换个地方，当然同时希望能做点事情。那时报业集团还是新生事物，自己又刚30出头，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南方日报这边不调动，只是临聘，待遇很低，干好了才调，所以只好把那边的公职辞掉了，过了两年才正式调过来。待遇方面其实还不如贵州，又没有房子，自己在外面租房，连空调都没有。刚开始都不敢跟太太讲多少钱一个月，怕挨骂。工资根本不够花，经常月底找朋友借钱。后来才慢慢有所好转。但开始几年做事的氛围不错，有时同事们一边喝酒一边讨论选题，气氛很热烈。1999年10月，南方日报50周年社庆，每位职工发一套西服，但编外的职工没份。当时的常务副总编朱德付专门给报社领导打了一份报告，写得文情并茂，记得有句“西服事小，人才事大”，结果我们每人领到了一套。那时候机制没现在灵活，同工不同酬现象比较突出，我们的待遇比刚分配进去的本科生都低。但那时比较有凝聚力，主要是朱德付、关健等领导作风开明。朱德付后来去北京创办《京华时报》，担任总编辑，现在是阿里巴巴副总裁。关健是《南方都市报》的创办者，很有人格魅力，可惜02年英年早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