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在线

　　编辑的职责是努力寻找到合适的作者
　　中国教育在线：《我替丈夫打官司》是您来南方日报出版社编辑的第一本书？
　　赵泓：是的。我在珠海记者站时有个同事，浙江杭州的一个女孩，我托她帮我物色合适的作者。她推荐了江苏徐州的袁成兰老师。袁老师是个作家兼画家，97年出过一本《我当被告》，讲述曾经轰动一时的梅花奖舞弊案，跟徐州文化局局长吴敢打官司的。她99年秋天正在深圳红荔艺术馆办个人画展。我打电话给她，她说自己手头没有合适的稿子，但极力推荐一个作者，她的一个徐州老乡，退了休的普通女工。她说这个人没多高文化，但写的东西比她的好。我听了不敢相信，她说你看过稿子就知道了。过了没几天，作者朱雪芹就把稿子的A盘寄过来了，还附上了跟这本书有关的材料（主要是申诉信、判决书复印件等）。原名叫《噩梦》，我觉得像个小说名，就改为《我替丈夫打官司》。张艺谋不是拍过《秋菊打官司》嘛。其实《我替丈夫打官司》比《秋菊打官司》更真实，更具震撼力。这本书出来后，长春电影制片厂找过作者想拍成电影，珠江电影制片厂也有类似的想法。著名电影演员莎仁高娃还打电话找过我和作者。但最后没有拍成。可能是题材敏感的原因吧，后来就没有下文了。当时有十几家报纸连载过这部书。还出现过盗版书，名字改成了《官司通天》。这个书名比我起的要好。若这本书拍成了电影或电视剧，肯定就火了。一本书畅销需要机缘巧合，需要媒体配合炒作。
　　中国教育在线：您选择作者是基于何种考虑？
　　赵泓：编辑的职责是努力寻找到合适的作者，并与作者一道，共同打磨出优秀的作品奉献给社会。作者是出版社最重要的资源，也是编辑安身立身之本。编辑作为作者与出版机构之间的桥梁，要起到良好的中介作用。选择怎样的作者，首先要基于出版社自身的定位，其次是基于编辑的个人风格。像南方日报出版社，它依托的是南方报业品牌，因此时政类和传媒类图书容易得到读者认可。但它的传媒类图书跟人大、复旦等高校出版社的定位要有所区别，要凸显出它的特色。所以，我在负责南方日报出版社新闻编辑室时，比较注重传媒类图书的前沿性和实用性。李希光的“传媒前沿丛书”和辜晓进的《走进美国大报》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南方日报出版社在学术出版上跟人大、复旦比处于明显劣势，很难超越人家，而且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也很少。像新闻传播类图书，除了少数引进版，有理论创新的很少，有应用价值的更少，所以我对高校学术圈历来保持警惕态度，不轻易约稿。我策划或参与编辑的一些学术类图书，都是经过挑选，在学界业界都站得住脚的。像丁淦林的《中国新闻图史》、肖东发的《中国出版图史》、黄升民的《中国广告图史》等图史系列，喻国明的《解析传媒变局》、李希光的《转型的新闻学》等实务类图书，出版这么久了仍然很受欢迎。喻国明是少数几位既被学界也被业界认可的学者之一。有人不喜欢李希光，其实这个人挺有思想的。高校里面有很多门派，而且迂阔之士又多，作为编辑要有独立思考。
　　当然，完全按照自己的愿意选择作者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很难做到。除了合适的作者难觅外，出版社还有生存问题。有时候书稿不太合适，但市场还行，或者没有销路，作者能补贴了一笔钱，于是也拿来做。出版社要吃饭，作者要评职称，大家各取所需。
　　中国教育在线：您对作者挺挑剔，为何又会重视某些文化程度并不高的作者呢？
　　赵泓：古往今来，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有学术创新，知识含量很高的作品，还有一类就是原汁原味的老百姓自己的作品。那些无病呻吟、脱离实际、缺乏创新的作品，是我们应当摒弃的。
　　老百姓创作代有传统。诗经和乐府就收录了很多老百姓自己的诗歌。上世纪50年代最畅销的作品是一个半文盲写的《高玉宝》。我来广州之前，南方报业旗下的《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都辟有刊载老百姓作品的版面，《南方周末》上的叫“百姓茶坊”和“百姓纪事”，《南方都市报》上的叫“老百姓”和“民间纪事”。上面刊登普通老百姓的文章，公务员、工人、农民、商贩，甚至无业游民都有。南都的“城市笔记”上也见到不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我们可以从中读到老百姓平凡真实的生活，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可以倾听到劳动人民的快乐歌唱、底层民众的有力呐喊。可惜这些栏目后来都取消了。主要原因是在商业利益的侵蚀下，报刊主动向精英化、主流化转型。现在报纸的副刊版面基本上被那些学者、作家和各色明星占据，劳动人民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目前，媒体面临被社会精英和利益集团所控制、逐渐沦为少数利益集团的工具的危险，百姓栏目的消逝跟这个直接相关。从93年央视的东方时空推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到后来的南方都市报开辟“民间纪事”，是中国社会比较关注底层社会的一个时期。这激活了中国的民间创作，突出表现在打工文学的兴起和百姓纪事栏目的兴盛。后来由于商业利益的侵蚀，老百姓越来越失去话语权，幸好现在有网络的力量可以借助。
　　我通过编辑《我替丈夫打官司》这本书对底层创作产生了兴趣。后来编辑出版了南方都市报的栏目结集《边缘部落》和《隐情地带》等，试图通过编辑“民人丛书”推出有价值的“百姓文本”。计划搁浅的原因正是报刊对这一阵地的主动放弃。由于题材、写作能力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很难组到像《我替丈夫打官司》这样的作品。但若有报刊作为平台，则会吸纳众多的百姓参与，就会有许多优秀作品冒出来。单靠出版编辑自己去组稿是很困难的。
　　中国教育在线：您是通过网络认识曹鹏的，并编辑出版了他的《功夫茶话》和《大师谈艺录》。请您谈谈对网络组稿的看法。
　　赵泓：首先要感谢网络，它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0多年前，无法想像今天网络时代的便利。我刚参加工作时，出版社只有总编室有一部长途电话。上世纪90年代后期时兴BP机，沟通仍然不便，有时BP机响了到处找电话打。网络、手机上世纪末才开始兴起，并逐渐成为时尚。网络可以方便你找到合适的作者，使原本几乎不可能认识的两个人一下子相遇。这是网络的奇妙之处。但最重要的媒介是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深度和相互信赖还得依靠各自的修养和学识。
　　我在网上最先认识的作者是钱建军，网名少君。他当过80年代大名鼎鼎的康华公司的经理，中国最早一批商界成功人士，也是中文网络文学第一人。我是看到他在论坛上发的贴子联系上他的。在这之前，他在台湾出版过网络文学结集《人生自白》。我编辑出版的《一只脚在天堂》实际上是《人生自白》中的一部分。少君这个人很有才华，但他身在美国，而且合适在大陆出版的作品不多，所以后来联系比较少。曹鹏也是在网上论坛上认识的。其实那时我对喝茶的艺术并没多大兴趣，吸引我的是他的文字。我对文字比较敏感，通常看上几行就知道水平高低。他在论坛上贴了几篇看似极平常的茶话，我从中发现此人功底非常了得，立马有了交往的冲动。编辑要充当伯乐嘛。《功夫茶话》在南方日报出版社重印了4次，后来经过修订后又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以图文本《闲闲堂茶话》形式出版。他当《中国书画》主编时开辟了“大师谈艺录”这个栏目，有启功、黄永玉等国宝级大师的系列访谈，影响很大。2004年我跟出版社副总编陈志赴京参加全国书市时，跟他敲定了将这一栏目结集出版的事宜。后来出了厚厚的两册《大师谈艺录》，2007年获得了广东省首届优秀出版物奖。